⊙历史遗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编辑推荐：
对中古来华传教士进行了系统考察，对他们塑造的中国儒道释之他者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内容简介：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欧洲各国开始纷纷向外殖民，不断拓展海外贸易。在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势力，西洋传教士们也开始来到东方进行活动。他们带来的不仅有所谓天主的“福音”，还有先进的西方科学和异质于东方传统的西洋文化。西儒远来掀起了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并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精彩内文选读
晚明耶稣会的入华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拥有了一席之地，即便经历了“百年禁教”，其在中国的发展也并未断绝，而是一直延绵至今。与此同时，他们的到来也拓宽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从宗教伦理...
⊙历史遗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编辑推荐：
对中古来华传教士进行了系统考察，对他们塑造的中国儒道释之他者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内容简介：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欧洲各国开始纷纷向外殖民，不断拓展海外贸易。在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势力，西洋传教士们也开始来到东方进行活动。他们带来的不仅有所谓天主的“福音”，还有先进的西方科学和异质于东方传统的西洋文化。西儒远来掀起了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并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精彩内文选读
晚明耶稣会的入华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拥有了一席之地，即便经历了“百年禁教”，其在中国的发展也并未断绝，而是一直延绵至今。与此同时，他们的到来也拓宽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从宗教伦理到西洋火器，从人文艺术到自然科学，耶稣会士对西学的引介推动了中国本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从高官权贵到普通平民都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气息。由这一小群西洋人掀起的东西交流并未局限于某一群体或某一地区，而是几乎影响至整个中国社会，这样的规模在中西交流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一直认为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在华传教事业既可以说极为纯粹，同时又是错综复杂的。纯粹指的是传教士们的传教动机。不论是广交中国名士的利玛窦，或是被誉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他们所怀揣的信念与追求事实上只有一个，那便是让天主的“福音”传至中国的土地。不论是附会儒学的“文化适应”，或是经世济民的西方科学，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正如“合儒”、“补儒”的意义在于“超儒”，介绍世界地图、天球仪的用意则是在于吸引中国人对西学与天主教的好奇心。然而，这样的动机并没有妨碍，或者说反而促进了耶稣会士成为融汇东西的文化桥梁。在成为“西儒”的道路上，他们努力钻研汉语，熟读儒家经典，研习中国礼仪，分析中国人的文化与喜好，尝试以更易被接纳的方式来阐释与传扬天主教义。广义来讲，他们可谓是开创了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先驱。为了展现自己的“博学”，他们积极地译书制器，推动了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科学革命，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然而，在他们传教事业的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大航海时代的传教始终与贸易和殖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带来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西方各国对保教权的争夺。与之相应的是各修会为了扩大传教范围而进行的竞争与博弈。并且，即便是耶稣会内部也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些明争暗斗的源头既包括彼此对于教义理解的差别、关于传教策略的分歧，也包括对教会内部与西方各国的权力冲突，而其结果则最终导致了“礼仪之争”以及从康熙朝开始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禁教。
虽然这本小书无法全面展现这段宏大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笔者希望通过对一些标志性历史节点以及耶稣会在西学东渐方面的主要贡献进行梳理与介绍，为读者们概括地呈现耶稣会的入华过程、进入中国后的教务发展以及在华传教事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然而，与此同时笔者希望强调的是，耶稣会的入华传教史并非割裂、孤立地存在，而是耶稣会远东传教的一部分。为了阐释耶稣会远东传教的背景，本书在第一章中以“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的事迹为主线，介绍了耶稣会入华之前在印度，尤其是在日本的传教情况。日本是耶稣会入华的前站。在那里，耶稣会士们积累了他们对陌生的东方文化的认识，并积极谋求与权力阶级合作、交往，试图营造适合天主教传播的环境，并寻求适合东方国家的传教方式。当时，天主教在日本欣欣向荣地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以至于1549—1650 年的这一段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日本的“切支丹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中日两国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均有着成熟的文化体系，存在明确的社会阶层，拥有多元且强势的本土宗教。因此，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时也曾遇到许多相似的困境。他们在日本积累的传教经验，对于耶稣会的在华传教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第一章的介绍让读者认识到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展现耶稣会“文化适应”策略的萌芽。16、17 世纪，中日天主教传播的对比事实上是笔者在攻读博士期间就产生兴趣的一个课题，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对这一问题展开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此外，在本书的第五章中，笔者以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为例，介绍了奉教士人的人际网络对于天主教与西学传播产生的影响。耶稣会实行的“文化适应”方针，以及将西方学科作为传教工具的办法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传教士们以其“博学”的形象博得了不少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而一批“奉教士人”的诞生，更是有效地推动了耶稣会的传教事业。“奉教士人”指的是以被誉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信奉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他们不仅在朝中拥有官位，在地方社会也享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奉教士人在入教之后，除了关注自身的宗教生活，还常常积极地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及在官界的影响力为传教士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促进传教活动的顺利发展。在他们的帮助下，耶稣会士们不仅得以参与到朝廷的历法编修及军事改革活动中，他们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获得了更为顺畅的发展。而这正是耶稣会在中国实行“上层路线”所期待的结果。事实上，这一部分是笔者博士论文中一部分的缩略。笔者希望能通过具体的事例，更加直观地展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士人阶层中的传播路径，以及天主教徒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各种境遇与诸多面相，揭示耶稣会的上层路线与“文化适应”在实践中的展开形式与效果。
笔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利用传教士的著作、书信、年报等各种原始文献外，还参考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先行研究，其中包括李天纲、戚印平、余三乐、五野井隆史、清水絋一等众多前辈名家以及笔者在九州大学的导师中岛乐章、柴田笃的大作，但由于本系列丛书在体例上统一不标注出处或参考文献，因此笔者在这里一并致谢。另外，衷心感谢长春师范大学郑春颖老师的引荐，使笔者能够有幸参与这套丛书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