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聚焦于1949-1956年间上海(且不限于上海)文人的地域分流与城市文化重组，文人于流变中的生存状况、文化处境、文学活动以及心态，当其时文化活动的组织，诸文化机构的调整与构建；而杜英的文字敏感与审美训练，仍然在作家研究方面更有可能发挥。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的极其多样的选择，驱使其行动的诸多因素(由信仰信念到利益考量)，是“转折”得以实现的条件。尤其那些落在诸种学科视野之外的角隅、人群。所涉及的人物中，在我看来，以最初发表过的关于张爱玲的刻绘，最深入细致，关于上海小报、小报文人的专项考察亦不乏精彩。
杜英着力于细部的刻绘，由上海街头的时尚男女，到普通市民日常生存的物质依托，到细密的制度环节，由此打破了以往研究偏于系统化与权威视角的叙事方式，避开“左翼转折”的单向思路，而又从上海小报、民营出版机构、私营...
《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聚焦于1949-1956年间上海(且不限于上海)文人的地域分流与城市文化重组，文人于流变中的生存状况、文化处境、文学活动以及心态，当其时文化活动的组织，诸文化机构的调整与构建；而杜英的文字敏感与审美训练，仍然在作家研究方面更有可能发挥。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的极其多样的选择，驱使其行动的诸多因素(由信仰信念到利益考量)，是“转折”得以实现的条件。尤其那些落在诸种学科视野之外的角隅、人群。所涉及的人物中，在我看来，以最初发表过的关于张爱玲的刻绘，最深入细致，关于上海小报、小报文人的专项考察亦不乏精彩。
杜英着力于细部的刻绘，由上海街头的时尚男女，到普通市民日常生存的物质依托，到细密的制度环节，由此打破了以往研究偏于系统化与权威视角的叙事方式，避开“左翼转折”的单向思路，而又从上海小报、民营出版机构、私营电台、大量档案材料、当事人口述史料及日记、书信等第一手资料入手，以丰富感性的细节，由不同的侧面还原历史场景：无论在材料的搜集、分析上，还是在论证中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力图突破“主流-边缘”、“精英-大众”、“政治-商业”、“宏大事件-日常生活”的界阈，强调了空间和“物质文化”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被她作为考察对象的，既有文化事件，又有丰富的个案，粗线条勾勒与细部刻画相问。书写方式的富于变化，也是《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