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国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第一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最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最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最肯奋斗的一个人”林家有：《朱执信》，161页。。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所谓绝对，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论，“则知宇宙中经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面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析“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最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倚其与之反对之劳农所组成之武力为后援，以拥护其握有他民族奴隶使之之特权，真犹燕巢幕上，决长久理矣”。在朱执信看来，“国家不为人类之最终生活形式，故对于本国以外之人民，以同在人类社会之故，不能不认其有同等之权”，他主张世界各民族，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均拥有独立和自治的权利。一国之内各民族的关系，同样应当秉承民族平等与自决的精神。
民权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力证清政府视吾人为奴隶，必须以平民为主体，通过政治革命，推翻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占后，朱执信高举舆论讨袁大旗，连续刊文揭露袁世凯政权业已沦为“阀阅富豪所专，非平民所能与”，与民主共和体制完全背道而驰。针对当时流行一时、颇具迷惑性的“开明专制”论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言开明专制者，其志固在专制不在开明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朱执信关于民权主义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对代议制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方面。通过对民国成立以来议会政治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察，朱执信认识到“有了国会便算民权，国会的权利增多就算是民权发达，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是很不完全的，很危险的”，“代议制不是理想的最善制度”；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行政首长之拒否权与解散权、法官之废弃权，均非“真正”的救济之法。根本的救济之法，即在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直接指挥政治”。
朱执信认为，直接民权应当包括创制权、复决权与罢官权，人民拥有这三权就可发挥穷的威力，可以“解决一切政治争论”，“免政府用恶法以毒害人民”，可以使“政府归之人民支配之下，复回国民原本应有之主权”。为了保障直接民权的实现，一方面应弃集权，行分权，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应制订一部能够体现人民意志、保障直接民权的宪法。
民生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在孙中山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主张。在狭间直树教授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日］狭间直树：《朱执信对孙文民生主义的理解》，载《近代史研究》，1991（3）。《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详尽剖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与政治革命的关联以及中国应当并行之理由，指出中外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相依倚，成则俱成，败则俱败”。因为如果仅行政治革命，革命胜利后，“豪右之族跋扈国中，不转瞬政权复入于彼手”，很快就会回复到革命前的状况；而如果仅行社会革命，原有统治集团完全可以运用掌握的权力，“制为专利彼族之法，社会革命之效果亦归于有”。当今中国，惟有并行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使二者交相为济，方能真正达成革命的初衷，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域。
关于社会革命的内容，朱执信着力从土地国有与铁道国有两方面予以阐发。他认为土地国有可以分阶段逐步实现，通过实现该政策，既可避免土地高度集中，亦可供给国家财政需要，“尽废诸税”。铁道国有则是将铁道经营权收归国家或公共团体，以保障“其经营皆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止，不如资本家经营之惟利是视也。其有收益为国家之饶，亦即以为国民之福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朱执信对民生主义的认识也越出原有的框格，讨论的问题更趋广泛，并迭有新解。他认为，“社会的改造，从破除独占做起。自然生产要素里头，土地的独占性是最大”，平均地权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故“平均地权是社会主义实行之第一步”。此外，对于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众多方面，如实业发展、铁路建设、外资利用、农业改良、财政改革以及钱币发行等，亦均撰有文章逐一论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俄社会的映照以及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作为独立力量初登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也为朱执信所关注，成为其论述的对象。他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所蕴蓄的革命力量，指出“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针对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的苦况，他提出应当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保障所有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打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旧的分配制度，“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这样的认识与识见明显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国民党理论家。
（三）持续绍介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的大潮中，部分国人开始翻译、介绍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朱执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05年11月，他在《民报》第二、三号上连载《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主张，颇为详细地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与剩余价值学说，还大段摘译《共产党宣言》，在各种纷纭杂出的社会主义诸学说中，初步区分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
翌年6月，针对《新民丛报》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说”，他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起而迎战。文章批评改良派对西方学说一知半解，故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认为不当以论者有限所见妄下断语，而应“知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朱执信显然熟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流变，是以在该文中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辨析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在驳斥改良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认识，阐述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观点时，他显然是以马克思有关学说作为理据，并能信手拈来，应用碍。
朱执信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考其用心，一则希望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社会革命学说，能“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一则以为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学风大变，皆重实行，并非以往之空中楼阁，其对中国社会的借镜作用远超之前社会主义诸学说。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诸学说用力甚勤，涉猎颇广，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远超同时代的一般水准。对于辛亥时期朱执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此时同在日本的何香凝后来回忆时依旧印象深刻，称他是“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积极的人”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2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毛泽东在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时，也肯定了朱执信的贡献。参见《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94~9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十月革命发生后，朱执信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研究之中。他先后发表《匈俄苏域政府的兵》、《倒叙的日俄战争史》、《兵底变态心理》、《兵的改造与其心理》等多篇文章，在向国人介绍苏俄革命经验的同时，更指明了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前进方向。
在介绍苏俄经验时，他特别抓住了苏俄赤卫军问题，通过全文翻译劳农赤卫军法规，对照革命中的赤卫军与革命前的俄国军队，分析得出“都是一样的俄国人，何以前头就望风奔溃，后头却所向敌呢？不是有主义和没有主义的分别么”，进而指出苏俄革命的胜利，就是“以有主义之民意推倒武力”，就是“主义”的胜利。
受此启发，朱执信强调中国应当注重“兵的改造”，将“兵的改造”作为社会改造的核心环节。而“兵的改造”的根本，即在于参照苏俄军队建设经验，锻造一支有主义有组织的新军队。他相信：“我们的理想军队将来如果实现，我想也不会比俄国这种军队弱到什么地方去。”
综上所述，朱执信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长起来的重要思想家与宣传家，如果按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标尺加以衡量，他的思想大体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同时又超逸突出，孕育着若干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胚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言论，极具前瞻性地提示了1923年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的思想动向。参见董德富、史云波：《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学术研究》，2003（12）。
除了思想上具有引人瞩目的先导性外，朱执信的撰述与行文也颇富特色。他学殖深厚，知识面广，遍涉近代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他通达情理，反对先入之见，对所有理论均取先研究再论议的理性态度。他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对各种新思潮有天然的感知与接受能力。他行文酣畅，说理充分，讲究逻辑，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可以说，朱执信的思想之所以产生影响，众多著述印行后能够一纸风行，成为社会演进的驱动力，绝对不是偶然的。
如前所及，理论活动是朱执信一生中与武装革命并举的重要革命工作。在其短促而又丰富的一生中，他留下了总数应不算少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专著、译著、时论、诗歌、函电、墓志、悼词等，甚至为了因应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他还尝试写过一篇题为《超儿》的白话短篇小说。这些著述有的以单行本面世，有的先后发表于《民报》、《法政丛志》、《民国》、《建设》、《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晨报》、《闽星》等报刊上，有的则未见公开出版。这些文字，篇幅不一，体裁各异，主题多样，清楚地记录了朱执信与时俱进、不断奋进的思想历程，并不时迸发出耀眼夺目的思想火花，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朱执信殉难翌年，建设社同人缀辑其大部分遗稿，编为《朱执信集》两卷本，于1921年7月初次出版，1925年11月又再版发行。不久，上海民智书局邀请邵元冲编选一本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朱执信思想读物，邵即以《朱执信集》为底本，适当增删，编为《朱执信文钞》，于1926年出版。此外，朱执信的一些长篇文字，如《中国存亡问题》、《兵的改造与其心理》、《耶稣是什么东西》等，曾一次或多次地出过单行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纪念刊，如1929年出版的《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等，也收录了一些朱执信的文字，但基本不出建设社主编的《朱执信集》的范围。
196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着手编辑《朱执信集》，并于次年大体编竣。1979年，该书略加修订，分为上下两集，由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库藏资料为主，补益其他材料，综编而成《朱执信先生文集》（全二册），并公开出版。90年代中期，辽宁人民出版社组织推出“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朱执信的部分文字被结集成帙，以《睡的人醒了——朱执信集》为书名于1994年出版。进入新世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要利用新近公布及搜集的函电等资料，对该院所编的《朱执信集》进行增补，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
本卷在编辑的过程中，遵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体例要求，译著及诗歌均未收录。函电、小说、墓志、悼词也未收入。函电虽未录入，但实为朱执信留存文字的重要组成，其重要性应值得关注。除上述各文集不同程度收有的函电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一干同仁，利用古应芬哲嗣古滂先生提供的材料，编成《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稿辑释》一书，其中收录朱执信来往书信及其他材料，特别是致古应芬信函共近60件。这些函件系首次公开，集中于1914—1920年，对研究这一时段朱执信的革命活动及思想动向颇具价值。
而在本卷所收的论著部分，限于篇幅，也未全数网罗，主要择取其中影响相对较大或思想较为深刻的文字。对于若干篇幅较长的文章，根据体例要求，按照各部分的重要程度进行删减，选录其中相对重要的章节。略去的章节，依旧留存章节标题，以保存整篇文章的基本架构。
本卷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家有教授的切实指导。林家有教授为笔者业师，系孙中山和朱执信研究的专家。他不但向我详细介绍了朱执信的革命活动及思想历程，而且将手头部分未见公开的材料私提供，令笔者铭感五内。遗憾的是，该部分材料因为体例所格，最终未能纳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邱霖巧、刘格花两位同学，为本卷的资料搜集、文字录入及前期处理提供了协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加上诸事牵缠，致使本卷的编辑工作不但历时较长，而且错谬、不当之处所在多有。值此文集即将面世之际，笔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恳请各路方家不吝指正。
谷小水
2014年11月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