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已经问世的不下二三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新编一部《古代汉语》呢?我们编写这部《古代汉语》教材,是本着“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阅读使用各类古代文献的实际能力,使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汉语的实际状况”的宗旨而编写,本书的主编为内蒙古党校的王亚男,副主编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李晓筝,哈尔滨华德学院的董庆华,其中王亚男编写了第至四章节,李晓筝编写了第五、六章节,董庆华编写了第七、八章节。
“古代汉语”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古代汉语指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汉语,包括文言(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後代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和古白话(汉魏以降,随不同时代实际语言发展而变化的较切近口语的语言);而狭义的古代汉语只是指文言。已有的古代汉语教材尽管版本众多,但基於“‘古白话’相对於‘文言文’较易读懂”的认识,大致限定在狭义的古代汉语范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传世文献中的文言文,编排上大都是“文选”、“通论”、“常用词”的三结合模式,而且文选材料大都经过了“现代化”的处理,文字并非是早期版本的原貌。事实上以口语为特色的古代文献并非不需要学习,在某些方面口语特色的文献甚至比正统的文言文还难理解。如《世说新语・自新》):“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一般教材解:“正:恰好。”大误,此为中古词语,正,从止声,音义同“止”,为“只、仅仅”义。字又作“政”《魏书・释老志》:“兴叹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如《祖堂集・鼓山和尚》:“拟论佛与祖,特地隔天涯”,“特地”乃“反而”之意。即便是《金瓶梅》这样的“大白话”作品,其中的难解之处也比比皆是。我们认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史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了解仅限于文言文是不够的,难以适应文史学习及研究的需要,也不利于语言学人材的培养。为此,我们采用广义古代汉语的概念编写了这部《古代汉语》,目的是让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面貌有一较为全面的认识。
“古代汉语”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古代汉语指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汉语,包括文言(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後代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和古白话(汉魏以降,随不同时代实际语言发展而变化的较切近口语的语言);而狭义的古代汉语只是指文言。已有的古代汉语教材尽管版本众多,但基於“‘古白话’相对於‘文言文’较易读懂”的认识,大致限定在狭义的古代汉语范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传世文献中的文言文,编排上大都是“文选”、“通论”、“常用词”的三结合模式,而且文选材料大都经过了“现代化”的处理,文字并非是早期版本的原貌。事实上以口语为特色的古代文献并非不需要学习,在某些方面口语特色的文献甚至比正统的文言文还难理解。如《世说新语・自新》):“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一般教材解:“正:恰好。”大误,此为中古词语,正,从止声,音义同“止”,为“只、仅仅”义。字又作“政”《魏书・释老志》:“兴叹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如《祖堂集・鼓山和尚》:“拟论佛与祖,特地隔天涯”,“特地”乃“反而”之意。即便是《金瓶梅》这样的“大白话”作品,其中的难解之处也比比皆是。我们认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史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了解仅限于文言文是不够的,难以适应文史学习及研究的需要,也不利于语言学人材的培养。为此,我们采用广义古代汉语的概念编写了这部《古代汉语》,目的是让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面貌有一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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